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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外173章 法官的袍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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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章外173章 法官的袍子 (第1/2页)

    陆时衍接到方如海电话的时候,正在律所办公室里翻一份商标侵权案的卷宗。方如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,带着一种少见的犹豫:“时衍,你父亲的一个老同事来找你了。姓魏,说是你父亲当年在法院的书记员,现在退休了,住在城郊。他想见你一面。”

    陆时衍的笔尖在卷宗空白处顿了一下,墨洇开了一个小圆点。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?”

    “今天下午。他说不着急,但我听他的口气,像是有什么话憋了很多年,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”

    “约在哪?”

    “律所楼下的咖啡厅。三点。”

    陆时衍提前十分钟到了咖啡厅。他选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,点了一杯美式,没喝。窗外的银杏叶已经开始泛黄了,零零散散地往下掉,落在人行道上,被行人踩得稀碎。

    三点整,一个老人推门进来。他个子不高,背微驼,穿一件洗得发灰的深蓝色夹克,裤腿卷了两折,露出底下深色的袜子和一双老布鞋。手里提着一个旧帆布包,包带子磨得起毛,打着两个结。他站在门口张望了一下,目光扫过咖啡厅,落在陆时衍脸上。

    他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走过来,在陆时衍对面坐下。他没急着说话,先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,两只手搭在包上,手指微微发颤。陆时衍注意到他的手——骨节粗大,指节上有厚茧,像是握了一辈子笔杆子的人。

    “你长得像你爸。”老人开口了,声音沙哑,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、气流不足的颤音,“尤其是眼睛。你爸当年在法庭上,眼睛也是这么亮的。”

    “魏叔。”陆时衍叫了一声。他其实不确定该怎么称呼,只是凭着本能选了一个最朴素的叫法。

    老人点了点头,算是认了这个称呼。他低头拉开帆布包的拉链,从里面取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东西。深灰色的,带着黑色的边。他把那东西放在桌上,慢慢展开。

    是一件法官袍。

    法袍的料子很旧了,领口和袖口磨得发亮,胸前的扣子掉了一颗,用黑线草草地缝了一针补上。袍子的下摆有一道长长的裂口,从左侧一直裂到膝盖的位置,被人用同色的线细细地缝合了,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。领口内侧绣着三个小字——陆正清。

    陆时衍看着那件法袍,喉咙紧了一下。他记得这件袍子。小时候有一次翻父亲的衣柜,把这件袍子拽了出来,裹在身上当披风,在客厅里跑来跑去。父亲看见了,没有骂他,只是走过来,把袍子从他身上轻轻取下来,叠好,放回衣柜最深处。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没吃晚饭。

    “你爸辞职那天,”魏老伯的声音很平,像在念一份陈年的笔录,“是我帮他把办公室的东西收进纸箱的。他翻遍了所有抽屉,最后就拿了三样东西——一支钢笔,一本法规汇编,还有这件袍子。钢笔是进法院那年买的,法规汇编是他自己编的案例集,袍子是……是他第一次开庭时穿的。”

    老人伸手摸了摸法袍上的裂口:“这个口子,是当年开庭的时候被旁听席上扔过来的东西划破的。什么案子我不说了,说了你妈会不高兴。你爸那会儿刚当上审判长,胆子大,什么案子都敢接。有个案子涉及到当时的某个大人物,上面打了招呼,让从轻处理。你爸没有。他在合议庭上说了一句——‘法律面前,没有大人物。’就这一句,得罪了半座城的人。”

    陆时衍端起那杯凉透的美式喝了一口,苦得他皱了一下眉。

    “后来那个案子判了,判得很公正。但你爸的审判长生涯也到头了。先是把他调离了刑庭,后来干脆不给他案子。同事不敢跟他说话,领导见了他绕道走。有人私下说他‘不识时务’,也有人说他‘拿政治前途换个人英雄主义’。”魏老伯停了一下,从夹克内袋摸出一包烟,看了一眼咖啡厅墙上的禁烟标志,又塞了回去。

    “你爸扛了两年。两年里,他没有接过一个大案子,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法规汇编,帮年轻法官改判决书。后来有一天,他把我叫进去,跟我说——‘小魏,我干不下去了。但我这辈子只会两件事,一是审判,二是吃饭。吃饭的事,我老婆会做。审判的事,我换个地方做。’他就这么辞了职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就开了律所?”陆时衍问。

    “开了律所。”魏老伯点了点头,“他考了律师证,租了一间二十平米的门面,自己写招牌,自己发名片。头半年没有一个案子。他就去法律援助中心做义工,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打官司。有的官司赢了,有的输了。但他不在乎。他在乎的是——在法庭上,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”

    魏老伯把法袍重新叠好,推到陆时衍面前:“你爸走的那年,把这件袍子留给了我。他说——‘小魏,等我走了,你帮我找个机会,把这个交给我儿子。告诉他,这件袍子上的裂口不是他的耻辱,是我的勋章。’”

    陆时衍接过法袍,指腹摩挲过那道细密的针脚。缝得太密了,密得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封在里头。

    “魏叔,”他说,“我爸当年接的那个案子,到底涉及谁?”

    魏老伯沉默了很久。咖啡厅里有人在磨咖啡豆,机器的嗡嗡声盖过了远处的车流声。

    “那个案子,跟你最近在处理的一个案子,有关系。”魏老伯终于开口,“你还记得薛紫英吗?”

    陆时衍的瞳孔微微一缩。

    “薛紫英的父亲,当年是你爸那个案子的代理律师。”魏老伯的声音更低了,“你爸审判的时候,薛紫英的父亲在旁听席上。他是对方当事人的律师。你爸的判决让他的当事人输了官司,薛紫英的父亲从此对你爸怀恨在心。后来他混进了资本圈子,跟你后来追查的那个导师有了交集。”

    陆时衍把法袍攥紧了。

    “薛紫英接近你,有没有她父亲的授意,我不知道。但你爸当年在法庭上那道袍子上的口子,就是薛紫英的父亲指使人划的。那个人后来被法警制服了,案子没往下查,但你爸心里清楚是谁干的。”

    咖啡厅的门被推开,一阵秋风卷着银杏叶灌进来,在桌脚边打旋。陆时衍低头看着法袍领口那三个绣字,视线模糊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很多事情。想起自己为什么选择做律师——不是法官,是律师。想起自己为什么总是站在弱者那一边,哪怕对方是千亿资本、行业巨头。想起自己为什么对每一个案子都那么较真,有时候较真到让同事和客户都觉得过分。

    那不是他自己选的。那是他父亲用一辈子的沉默,一点一点刻进他骨头里的。

    “魏叔,”陆时衍抬起头,“谢谢您。这件袍子,我收下了。”

    魏老伯站起来,把帆布包的拉链拉好,背在肩上。他看了陆时衍一会儿,像是在确认什么,最后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你比你爸有福气。”他说,“你身边有人陪着你一起扛。你爸当年,就一个人。”

    老人转身走了。他的背影在咖啡厅的玻璃门外越来越小,最后被银杏树挡在了拐角处。陆时衍坐在原地,手里握着那件旧法袍,很长时间没有动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他回到家,苏砚正在厨房里鼓捣她的酸辣粉。小银坐在客厅地毯上,用彩笔在一张A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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